在我国众多高等学府中，有这样一所大学，每年的三月份樱花盛开的季节，校园里便会上演一场粉、白色的视觉盛宴，将整个珞珈山装点得如诗如画，令人如痴如醉。
是的，它便是武汉大学。
武汉大学的樱花闻名遐迩，但除了美丽的樱花，武汉大学的背后，还有着一段段震撼人心、彰显铮铮铁骨的故事。
今天的文章，我就跟大家聊聊武汉大学的前世今生。
武汉大学的历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。正是在那一年，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，创办了“自强学堂”，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之一。
“自强学堂”创办的初衷，是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，以应对当时国家面临的危机。学堂开设了方言、算学、格致、商务4门学科，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。
1913年，“自强学堂”更名为“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”，成为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。
1924年，“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”更名为“国立武昌大学”。
1926年，“国立武昌大学”又更名为“国立武昌中山大学”。
1928年，国民政府决定将“武昌中山大学”与武汉地区的其他几所高校合并，正式成立“国立武汉大学”。
“国立武汉大学”成立后，学校开始在“珞珈山”建设新校区。
珞珈山校区是武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群，它将中西建筑风格完美融为一体，被誉为“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”。
珞珈山校区的建设，不仅为武汉大学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，也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杰作。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各种抗日、救亡运动，在武汉大学校园里风起云涌：师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，致电当局，并游行请愿，表达他们的抗日诉求，开展国难演讲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31至1937年间，为了抗战宣传，“国立武汉大学”共举办国内演讲200多场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开展捐献劳军活动，并收容大批战区转移来的学生，为抗战提供各种服务。
1933年1月，榆关失守后，“国立武汉大学”学生抱定“杀身成仁，尽忠报国”的信念和决心，组成“抗日铁血团”北上，走向抗战的最前沿。
他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敌机尚未飞走，就迅速组织救护队，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抢救工作中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武汉大学曾被迫西迁至四川乐山，直到1946年才迁回珞珈山。
即使环境极其艰难险恶，也没能摧垮武大师生的意志，武汉大学在战乱中依然名师云集，保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。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武汉大学继续发展壮大。
1952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武汉大学的工科、农科、医科等学科被拆分到其他高校，但文理科依然保持在全国领先地位。
进入21世纪，武汉大学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。
2000年，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、武汉测绘科技大学、湖北医科大学合并，组建了新的武汉大学。这次合并，使武汉大学的学科门类更加齐全，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。
如今的武汉大学，已经成为一所学科、门类齐，综合实力强劲的研究型大学，在各类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。
提到抗日战争时期，武汉大学师生中展现出的无数令人敬佩的铮铮铁骨，就不能不让人想起王星拱。毫无疑问，他是一个曾经为武大注入灵魂的人物。
光绪十三年，王星拱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清贫书香人家，父亲王厚棋是清末秀才。
王星拱三岁时不幸丧母，五岁开始在外祖父的私塾中读书。他聪慧异常，又勤奋好学，经过私塾严格教育熏陶，8年寒窗苦读，《四书五经》《唐宋诗词》《二十四史》等已了然于胸，因此深受外祖父母的钟爱。
1902年，14岁的王星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高等师范学堂，那是当时安徽省最高级学府。
1909年，21岁的王星拱告别家乡，远渡重洋来到比利时，先后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和根特大学，专攻化学和物理。
1916年，从英国伦敦大学硕士毕业后，王星拱结束了欧洲的求学生涯，踏上了回国的旅程。临行前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学成归国，我当以所学报效祖国。
脚步还未踏上祖国的土地，王星拱就收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。
1919年5月4日，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。
作为北大教授，王星拱在校内集会上发声，参与起草北大教授团声明，以实际行动公开积极支持爱国学生。
王星拱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立场，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政党。他认为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学者，应该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，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服务。
尽管如此，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，虽然王星拱没有直接参加会议，但他的一些建议被写入了党的纲领中。
除了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，王星拱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：他在北大期间发表了多篇重要的科学论文，涉及物理化学、有机化学等多个领域。
其中，他关于分子结构的一项研究成果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被誉为“中国现代化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”。
由于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突出贡献，1925年，王星拱被推举为武汉大学校长。
王星拱在武大主持校务，前后长达17年之久，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、发展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可以说是为武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是武汉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。
在长期的工作中，王星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主张，提出：“大学的任务，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，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，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。”
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武大于1935年开创了研究生教育，1936年设立农学院，发展成为一所有5个学院15个系，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。
1937年，全面抗战爆发。武汉成为战时陪都，面临着日军空袭的威胁。
在这危急时刻，王星拱做出了“带领全校师生西迁”的决定。他组织各系搬迁重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，亲自带队徒步跋涉千里，最终在四川乐山安顿下来。
由于及时稳妥地做好了迁校准备，使武大在战时搬迁的诸大学中受损最小。
在乐山艰苦的条件下，王星拱依然坚持高质量的教学。他号召教师们“化艰难为力量，以困苦励学业”。
为了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，他多次奔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拨款。同时，他还发动校友捐款，甚至变卖个人藏书来维持学校运转。
1938年，武汉沦陷。日军占领了珞珈山校园，大肆破坏。得知这一消息，王星拱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国难当头，吾辈更应奋发图强。他日光复武汉，定要将武大建设得更加美好。”
在西迁期间，王星拱并没有放弃学校的发展。他继续筹建新的学院，如农学院和医学院。这些学院不仅丰富了武汉大学的学科门类，还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。特别是医学院的建立，为战时医疗救护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不顾病痛的折磨，跑遍了整个抗战大后方，广揽学者名流。
他不问出身、派别，一律兼容并包，往往亲自登门相邀，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，取得了许多学术成就，使武大继30年代跻身“民国五大名校”之后，再次与西南联大、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，被并誉为“四大名校”。
武大“乐山时期”的辉煌，王星拱当居首功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王星拱立即组织武汉大学师生回迁。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，他带头清理废墟，修复校舍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武汉大学很快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，并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。
1947年，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的反蒋游行示威中被捕。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王星拱，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，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。
遭拒后，王星拱愤然辞职回乡。
1948年，王星拱辞任回到安庆。期间国民党当局曾屡次催逼他飞赴台湾，允诺予以重任，都被他毅然拒绝了。
1949年，王星拱在上海病逝，终年61岁。
当年，在上海的300多名武大校友不约而同赶去为他送行，陈毅市长亲手写了挽联，称王星拱为“一代完人”。
2008年，是武大西迁乐山70周年，也是王星拱诞辰120周年。
为了纪念这位为武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校长，武汉大学在武大校园里，为王星拱修建了一座雕像。
王星拱的一生，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半个世纪。这位老校长，用他17年的呕心沥血，为武汉大学、为新中国培养出了无数铮铮铁骨和国之栋梁。
今年的樱花季已经过去了，不知道，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，武汉大学的校园，是否还能像往年那般芳香四溢。不知道他们九泉之下的那位老校长，是否还会像从前那样，感到骄傲和欣慰。
